第七章 明、清高嶺的質量與產量以及“高嶺”成為國O:P> 際通用的kaolin和Kaolinite命名地的由來
本文在上章考證證明萬歷至清乾�。�17—18世紀）為高嶺山礦業(yè)的青春期，但這一時期高嶺土的質量與產量如何呢？這是研究高嶺土應用史時必須考察的。但由于古文獻沒有翔實的記載，要揭示這些問題必須請求讀者允許我們先從近代情況談起。
第一節(jié) 關于古高嶺土的歷史質量
1.1907年([日]．明治四十年)日本政府派遣農商務省技師北村彌一郎來中國考察窯業(yè)。歸國后他寫成了《清國窯業(yè)視察報告》，于明治四十—年(1908)交日本農工商 務省商工局出版。該報告第四章《景德鎮(zhèn)窯業(yè)》之第三節(jié)第四項詳細的記錄了該地在當 時使用的原料，其中有兩處涉及高嶺土不子(一種磚塊狀的凈泥)現(xiàn)錄于下：
品 名 長 寬 高 每塊重量
星 子 五寸強 四寸 二寸五分內外 約五百三四匆
明 砂 二寸二分內外 一寸八、九分內外 八、九分內外 約三十七匆
〔按：一兩（以每斤十六兩計）約合日本十匆強〕
這里所說的星子(星子縣所產之高嶺土)即廬山白土。明砂就是高嶺山優(yōu)質高嶺土(景德鎮(zhèn)至今仍稱明砂以區(qū)分其他產地之高嶺)。這一記載告訴我們，明砂高嶺不子比星子高嶺土不子體積小得多，重量僅后者的1／14，但未記其質量亦未明其價格，其優(yōu)點尚難斷定。
2.1943年黎浩亭通過實地考察，寫成了《景德鎮(zhèn)陶瓷概況》一書，該書第十章記述了當時高嶺土的價格。
總 類 產地 距景德鎮(zhèn)路程（華里） 售價（舊幣） 功 用 備注
星子高嶺 星子縣 四百里 每萬塊一百二十元 普通坯 每塊二斤四兩，每塊以兩小塊計
明砂高嶺 浮梁東鄉(xiāng)高嶺 八十里 每萬塊一百元 上等坯 每塊四兩
表面看來，星子高嶺每萬塊的價格略高于明砂高嶺；但明砂每塊僅重四兩，若以重量計。后者價格約為前者的9.9倍。
為什么明砂高嶺不子的體量如此之小、價格如此之高呢?
我們曾檢讀景德鎮(zhèn)陶研所1955—1966年十二年來所測星子、大洲、楓源、貴溪、黎川各地高嶺土數(shù)據(jù)一百余組，其他產地的高嶺土不是鋁氧含量不夠穩(wěn)定(有的不到20％)，便是著色氧化物偏高(氧化鐵多在1—2％之間)。而明砂高嶺鋁氧則較為穩(wěn)定(約36％)，含鐵量僅0.6％，其相對可塑性指標也略高于其他產地之高嶺土，工藝性能較好。
從以上征引的資料來看，高嶺山之高嶺土質量優(yōu)異，是上等瓷器的必用原料，但因礦體瀕臨枯竭，產量日漸稀少，否則的話，當時的價格決不會如此昂貴。但這只能是高嶺山采掘業(yè)衰落期間的近代情況。然而明萬歷——清乾隆時代其質量如何呢?
就我們觀察明萬歷——清乾隆官民兩窯的瓷器來看，其瓷胎的質量均較前有所提高。若以上海硅所測試的雍正官窯器為例，其瓷胎的鋁氧高達30％，白度高達77．5％。我們知道，今景德鎮(zhèn)一帶的瓷石含鐵量多在1％，燒成后的白度僅為66％，個別為72％，而高嶺山之高嶺土的含鐵量僅0．6％，燒成白度均在82％以上，雍正官窯器比五代和宋代瓷器白度提高，顯然應歸功于高嶺山之優(yōu)質高嶺土的大量應用。
又，清·藍浦《景德鎮(zhèn)陶錄》卷四《高嶺》條謂:“造佳瓷必求東埠出者耳”。蘭浦的這一書刊于清嘉慶20(1815)年，成書于乾隆、嘉慶之際，其時高嶺山之高嶺土來源甚少，但景德鎮(zhèn)制造上等瓷器還必須求得東埠高嶺與瓷石配合，可以推知，清初官、民兩窯使用的高嶺山之高嶺土的質量是十分優(yōu)異的。
至于晚明情況，則可從另一角度觀察。前引日本學者北村彌一郎的著作稱晚清高嶺山之高嶺土為明砂高嶺(景德鎮(zhèn)人至今仍稱明砂)。為什么叫作“明砂”呢?目下有兩種看法：
1．北村彌—郎謂明砂高嶺為浮梁縣明砂所產之磁土，顯然他把明砂當作地名。
2．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陳開慧先生在其《景德鎮(zhèn)高嶺村高嶺土礦床及高嶺土礦物的研究》一文謂高嶺土原礦多以砂土形態(tài)賦存，由于所含白云母晶瑩明亮，故曰“明砂”。
但是查考文獻與實地調查；浮梁縣境并無明砂這一地名；該鎮(zhèn)使用的高嶺土無論是來自高嶺還是廬山或大洲的,均含有晶瑩明亮的白云母,所以它不是高嶺山高嶺土的特定標志。于是我們就對這兩種解釋產生了懷疑。
1970年,筆者曾在高嶺一帶就這一名稱請教過老土工,據(jù)他們說,高嶺山之高嶺土質量不一,統(tǒng)稱為東埠高嶺,其上等的稱明砂(即頭色)，次等的稱：“二色”。“明砂”原指清同治間高嶺山復開以后，在明代的采掘遺址老廠一帶重新發(fā)現(xiàn)的優(yōu)質粘土,因為明代的高嶺質量優(yōu)異,故稱為“明砂”。同治后概念外延,人們有把高嶺地區(qū)所出一切優(yōu)質土統(tǒng)稱“明砂高嶺”。從“明砂高嶺”這一名稱來看，明代的高嶺土一定是優(yōu)異的。當然,這僅僅是一種推測而已，但這推測是可從地質學角度得到驗證的。因為高嶺山之高嶺土屬風化型礦床,凡風化型礦床的的表面高嶺土在風化作用下,其質量必優(yōu)于下層,而明代人使用的是表面高嶺,近代測試的則為下層高嶺,故知明代高嶺必優(yōu)于近代。
第二節(jié) 關于高嶺土歷史產量的推測
從地質工作者對高嶺山有關礦床所作的調查來看，其礦體形態(tài)極為復雜。有層狀、脈狀、透鏡狀、串珠狀、囊狀、棗核狀。由于成礦母巖和風化程度不同，礦石的含礦率也不相同。就我們在高嶺山所作的調查來看，晚期采掘的高嶺土以砂土狀為主，淘洗率10～30％不等。而高嶺村土工傳聞，明清之際該地曾出過一種“猴油土”(意即異常潔白細膩有如猴油)或“四兩渣土”(意即每百斤原礦中僅有四兩尾砂)。其出土率高達90％以上。后就此情況我們請教過地質工作者，據(jù)他們分析，極有可能是淀積型粘土，也就是說，可能是由天然水搬運淘洗藏于裂隙中的粘土，故純度極高�？梢姼邘X山之高嶺土，因礦點不同、時代不同而出土率很不一致。這樣一來，就很難精確地了解萬歷至乾隆期間的高嶺用量了。不過即使如此，還是有可能探求部分情況的。
根據(jù)地質隊的反復調查與工程揭露，高嶺山較集中的礦體多沿斷裂構造分布，除近代開采的少數(shù)幾處外，幾乎都是明萬歷——清乾隆間的開采點。上章所述第一地段為近代開采處。二、三、四地段為明萬歷——清乾隆開采處，尾砂堆積共約653萬噸，如以出土率百分之20計算，明后期——清乾隆，高嶺山高嶺土總采掘量約163萬噸，平均年產量約9千噸(以萬歷22年至乾隆59年200年減明末清初動亂20年計)。當然，這一推算是很不精確的，除上述情況外，還因高嶺山“險峻特甚”，數(shù)百年來的雨水沖刷，使明代——清初的尾砂大量流失，不能保持當年的總量。但這樣作仍然是有意義的，因為可以獲得比較可信的下限數(shù)據(jù)，即高嶺山之高嶺土在1594年～1794年總產量不會少于163萬噸。
以上是從遺物方面作出的一些推測。我們還可以從文獻方面窺見乾隆后期高嶺山某年的采土量。前引高嶺《馮氏宗譜》透露乾隆59年(1794年)高嶺山僅麻石坳一地，就有婺源人數(shù)千淘泥，從本世紀四十年代高嶺村淘泥資料來看，每人平均每天淘洗凈泥(不子)200塊，計50斤(黎浩亭《景德鎮(zhèn)陶瓷概況》第150頁)。由于40年代的淘泥工具、設備、方法均較簡單。必與明清時代相同。乾隆59年淘泥人數(shù)如以兩千計，該年出泥量約一萬八千噸。
由于知道高嶺山高嶺土的這一年的產量，還可進一步推測該年景德鎮(zhèn)瓷器的燒造量。前引殷宏緒1712年書簡謂：
要作細瓷，則將高嶺和白不子等量相配；要作中等瓷，則高嶺和白不子的配比為四比六，但高嶺和白不子的配比最小為一比三。
以上記載制備瓷胎的高嶺與瓷石配比，與近代情況完全相同。如把高嶺25％、瓷石75％作為當時瓷胎配比的平均值，那么清乾隆59年景德鎮(zhèn)使用瓷石五萬四千噸，燒造瓷器約七萬二千噸以上。由于文獻缺乏，我們雖不能獲得萬歷至乾隆的逐年的史料，但由于萬歷與康熙、乾隆瓷器的瓷胎制備方法相同，如以前面通過尾砂計算得出的高嶺產量估計，這兩百年內景德鎮(zhèn)燒造各類精粗瓷器最少也不會少于六百五十二萬噸。
總之， 由于高嶺山之高嶺土質地優(yōu)異，藏量豐富，為景德鎮(zhèn)服務時間長，在陶工的心目中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關于這一點,是早于它的麻倉土或晚于它的星子和大洲土所不可比擬的),這也許就是它在日后能夠成為瓷用粘土命名地的重要原因吧。
第三節(jié) 高嶺土成為專門術語的年代
關于高嶺土成為專門術語的年代，在國外似乎要比國內更早。先談國內情況：藍蒲《景德鎮(zhèn)陶錄》卷四《高嶺》條謂：
高嶺，本邑東山名，其處取土作不，……近邑西李家田大洲上亦出土可用，不大下于東土，但造佳瓷必求東埠出者耳。
藍浦已把大洲土歸入“高嶺”了，并稱高嶺山之高嶺土為東埠高嶺(按：東埠是高嶺山腳、東河東岸的一個小集鎮(zhèn)，高嶺山之高嶺土由此下河船運至鎮(zhèn)，故稱東埠高嶺)以后廬山星子縣白土又相繼開采，人們亦把它稱作“高嶺”，并在高嶺之前冠以“大洲”、“星子”之類。至清·光緒三十三年(19O7年)左右(或更早)，景德鎮(zhèn)人又把高嶺山優(yōu)質高嶺土稱之為“明砂”，以后明砂高嶺又成為高嶺山之高嶺的統(tǒng)名(詳〔日〕北村彌一郎《清國窯業(yè)考察報告》第四章第三節(jié)第一項《原料產地及種類》，日本秀英舍明治四十一年日文版)�？梢娫谇�、嘉慶以后，。高嶺土已變成專門術語。人們在使用高嶺土這一概念時，已不局限于高嶺山。即使使用高嶺山之高嶺土時，也還需在“高嶺”之前冠以“東埠”或“明砂”。
就國外情況來看,“高嶺”這一概念,似以法國和英國應用得最早。1712年，法國耶穌會來華傳教的神甫殷宏緒(d′Entreco11es)向他的祖國介紹景德鎮(zhèn)的第一封書簡提到瓷用原料時謂:
一位豪商說:若干年前,英國人,也許是荷蘭人把白不子(筆者按：因高嶺不子色微黃，故此處特指瓷石不子)買回國，試圖燒成瓷器，但沒有使用高嶺，因而事歸失敗�！麄儾挥霉歉於幌胗眉∪庠斐山Y實的身體。[法]于阿爾《十八世紀法國對中國科學與工藝的調查》一文又謂，1717年，殷宏緒又把景德鎮(zhèn)高嶺土的標本寄往法國。1750年，道爾列昂斯公爵便根據(jù)殷宏緒的信件與標本命令在法國境內尋找該類粘土。
劉錦藻《清朝續(xù)文獻通考》卷三九○謂：
陶土之種類極多，最純粹者，西人稱為高嶺土。高嶺本華語，以出于江西饒州府之高嶺山故名。瓷器始出中國，在歐洲，則英國為瓷業(yè)先進。在一七五五年以前，英國所用之高嶺土，乃由中國及日本輸入。后于康瓦爾等處發(fā)見高嶺土，國內制造始可自給。以上中、西文獻表明，“高嶺土”這一概念早在1712年就傳往法國，1755年以前英國還從景德鎮(zhèn)進口高嶺土。而把康瓦爾所產之粘土稱作“高嶺”，則很可能是英國人把中國高嶺一詞冠于歐洲同類粘土的第一例�？芍缭诳滴跄┖颓≡缙�，高嶺已在法、英等國成為瓷用粘土的命名地了。
1867年，美國《科學雜志》發(fā)表了約翰遜(S．W．Johnson)和布萊克(J．M．Black)《論高嶺石與細塊高嶺土》一文，文中把組成高嶺土的粘土礦物稱作高嶺石(Kao1inite)。從此以后，“高嶺”又由陶瓷界延伸到礦物學領域，始成礦物學術語——“高嶺石”的命名地。1869年10月，德國著名的地質學家李�；舴�(Richthkofen ferdinand)訪問景德鎮(zhèn)和安徽祁門，并著文介紹瓷石和高嶺，還根據(jù)漢語高嶺一詞的讀音譯成今天通用的英文Kaolin一詞。由于作者是地質學者，該文又是西方地質界從巖石學角度介紹中國高嶺土的第一篇論文，所以以后歐美地質學者們使用的Kaolin，都來源于李�；舴�。 “高嶺土”這一名稱在各國通用，但也有例外；比如伊朗就不叫高嶺土，而把它叫作“中國土”⑩。但不論如何，它的名稱卻總是和中國緊相關聯(lián)的。
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多采用掃描電鏡和x光衍射觀察高嶺山之高嶺土的礦物組成，1981年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陳開慧、夏怎琤同志鑒定高嶺清末與民國初年的三塊不子時，發(fā)現(xiàn)其礦物組成主要為埃洛石，其次為雛晶高嶺石和水白云母(陳開慧等《景德鎮(zhèn)高嶺村高嶺土礦床及高嶺土礦物研究》，景德鎮(zhèn)硅酸鹽學會1981年排印本)。地質礦產部礦床地質研究所呂達人等先生則從高嶺山明清采掘故址肖家地段取樣，發(fā)現(xiàn)其礦物組成有高嶺石。(照二0上�？萍即髮W李中和等同志亦從該地取樣觀察,發(fā)現(xiàn)其礦物組成有以水高嶺石為主的,亦有以高嶺石、伊利石等為主的(李中和等《景德鎮(zhèn)高嶺村高嶺土礦物相的研究》,《景德鎮(zhèn)陶瓷學院學報》1982年第3卷第1期)。如果把這些情況和以上文獻聯(lián)系起來觀察,使我們確信世界通用的Kaolin和Kaolinite兩詞必然是以中國著名的高嶺土的產地----景德鎮(zhèn)高嶺山而命名的。前幾年,國外有位粘土專家測試高嶺山某坑位的土樣,發(fā)現(xiàn)其礦物組成為埃洛石之后,即撰文懷疑高嶺山為kaolinite和kaolin的命名地。我們以為這一懷疑,是因他對高嶺土的應用歷史以及高嶺山復雜的地質情況缺乏較為全面的了解而造成的。
第八章 高嶺土與景德鎮(zhèn)元明清制瓷業(yè)
第一節(jié) 高嶺土是衡量元以后景德鎮(zhèn)窯業(yè)興衰的標尺
高嶺土，從礦物學角度看，有所謂次生與原生之分。次生高嶺土以膏泥形態(tài)賦存，而原生高嶺則多為沙土狀，混雜于石英顆粒之中，只有淘去沙石才能獲得凈泥。因此次生高嶺容易被人們發(fā)現(xiàn)利用，其使用年代有可能早于原生高嶺。
從考古發(fā)現(xiàn)與對古器物進行觀察、測試所取得的資料來看，居住在黃河流域的先民們，遠在新石器時代后期就開始使用了次生高嶺土；仰韶時代的那種白衣陶器上的白衣，可能為高嶺土涂飾，但只是作為化妝材料而已。河南安陽出土的殷代精美的印紋白陶，可以確定為純高嶺土制作。但由于高嶺土中的堿金屬和堿土金屬氧化物的含量極少；三氧化二鋁多高達30～40％，其耐火度為1700度以上，人們單獨使用它雖能燒造出白色器皿，但究因其燒結溫度過高，難以形成新的人造材料。因而用純高嶺土制造的器皿，吸水率很高，還不如普通陶胎結實。這樣，它對制陶業(yè)來說，意義就不甚重大了。
從許多考古報告來看，真正的瓷器(即器胎吸水率低于0.5％，透光度良好的瓷器)是由我國出產瓷石的地區(qū)的陶工們首先使用瓷石這類原料制成的。它的出現(xiàn)似和高嶺土無關。前些年，考古界討論瓷器的定義時，提出了一個是否使用于高嶺產作為區(qū)分陶和瓷的標準，看來似與歷史實事不甚吻合。
雖然瓷器的出現(xiàn)和高嶺土的關系不甚明確，但是當鋁氧含量較高、厚度有限的上層瓷石被早期的陶工們用完之后，高嶺土就成為制瓷業(yè)中生命攸關的原料了。正如殷宏緒在1712年的書簡中所記述的那樣：瓷石(白不子)是瓷器的肌肉，而高嶺則是瓷器的骨胳。周仁先生在研究清初瓷器的化學組分之后也說：“由于大量使用高嶺，瓷石在胎中主要是起熔劑作用。”○這樣一來，高嶺土的來源與質量就可以作為測量景德鎮(zhèn)元代以后窯業(yè)興衰的一把標尺。
現(xiàn)以文獻與窯業(yè)遺物為依據(jù)，對該鎮(zhèn)十四——十九道世紀使用的高嶺土與制瓷業(yè)的波動趨勢。略作考察如下：
第二節(jié) 麻倉土與景德鎮(zhèn)14——16世紀的制瓷業(yè)
第一期為13世紀—14世紀56年代：
本文在第四、五章以為，景德鎮(zhèn)陶工最初是在麻倉一帶發(fā)現(xiàn)高嶺土的。其年代可能在13世紀末或14世紀初。并為浮梁瓷局所壟斷。14世紀50年代后，浮梁一帶被元末農民起義軍占領，瓷局結束。在13世紀后期至14世紀前半期，元廷壟斷麻倉高嶺土達半個世紀之久。其間，民營窯場不得問津。
就景德鎮(zhèn)市區(qū)與湖田窯元代遺存出土的瓷器來看，凡印有五爪龍紋、招府銘文的日用瓷以及大件青花瓷殘片(與伊朗、土耳其傳世的元青花大件瓷器類似)，胎質細白，鋁氧含量高達20％以上(詳表一)。其他產品雖有白胎和黑胎之分，但白胎的白度與細度難以和上述瓷胎相比，黑胎則近于陶胎。由于原料低劣、加工草率，器型笨拙，有不少器皿連圈足也不旋挖，出現(xiàn)了景德鎮(zhèn)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質地特粗的實足碗。
明初人曹昭在《格古要論·古窯器論。古饒器》記述“御土窯”時說： “御土窯者，體薄而潤最好”。 “……小足印花者，內有樞府學者高”‘：他顯然是就浮梁瓷局的產品而言的。而孫瀛洲先生在談到整個景德鎮(zhèn)元代瓷器時說“精者甚精，粗者甚粗⑤的論斷，則比較全面地概括了元代瓷器的面貌。顯然這一時期的景德鎮(zhèn)產品是官窯器極精，民窯器特粗。這種精粗懸殊，當與官府壟斷優(yōu)質高嶺土不無關系．
第二期為1352年一1402年
至正十二年(1350年)三月二十七日，紅巾軍首領之一的項普略攻克浮梁。至1357年,該地一直在戰(zhàn)爭中。②1360年李庸守浮梁，形勢漸趨穩(wěn)定，至正22年(1362)以后，生產得到恢復并有某種程度的發(fā)展②，在1402年明王朝建立御廠之前‘元王朝的所謂“御土”和浮梁磁局的官匠當散落民間。瓷局不存，民窯的自由更多，其產品的質量必有所提高。但由于人們對這一時期的具體遺物研究不夠,因此面貌尚不清晰。但隨著景德鎮(zhèn)印刷機械廠和紅光瓷廠十四世紀后半期窯業(yè)遺存的發(fā)現(xiàn)和印度尼西亞、印度、菲律賓、沙撈越等地這一時期的景德鎮(zhèn)瓷器的大量出土,預計將會有新的認識和評價。
第三期為1402年一16世紀初
1402年是明代御廠建立之年。關于御廠的始建年代,明、清文獻有六說： 1、洪武二年。2、洪武25年。3、洪武末。4、洪武35年(即建文四年)。5:宣德初。6、正德初。以上各說目前以洪武35年為多數(shù)人接受，在未作詳細考證之前，我們暫從這一說。由于御廠建立后必須使用優(yōu)質高嶺土，元代的“御土”必在此時為明御廠壟斷，即明代文獻中的所謂“官土”。
這一期間的永樂、宣德、成化御廠瓷器極為精致，文獻多有記載，早已成為燴炙人口的藝術珍品。就近幾年我們在景德鎮(zhèn)珠山路明代御器廠前院和珠峰東側發(fā)現(xiàn)的官窯殘器來看,永樂——正德官窯瓷器胎質細膩、白度極高。永樂靶杯口沿厚度僅0.8毫米，成化小杯、碗通體厚度多為2～0．6毫米，胎中鋁氧高達21.24％，若非使用優(yōu)質麻倉高嶺斷難制出。
同期民窯雖也制造白釉器與青花瓷器，但由于制胎時使用的是“假土”(即假官土——麻倉附近所產的次等高嶺土)，胎釉的白度不高，青料呈色暗淡，紋飾亦步御廠瓷器后塵，裝燒時多采用沙墊，極少使用墊餅，足見當時原料珍貴。這一期間的民窯很難見到佳器，亦無見諸文獻的著名窯場。即使如此，但其時民窯器亦較元代粗器有所進步。
第四期為嘉靖——萬歷前期
清·唐秉鈞《文房肆考》卷三：
靖窯回青盛作，幽菁可愛�！划斅閭}土將次告竭，饒土漸惡，體質較之宣器大不相侔，制度亦不及宣德遠甚。
明·高濂《遵生八箋·論饒器新窯、古窯》謂:
世宗青花、五彩二窯，制器悉備。奈何饒土入地漸惡，較之二窯往時代 (指宣、成)不相侔，制度亦不及宣德遠甚。
第五章曾引康熙《浮梁縣志·陶政》，謂萬歷十一年時，“麻倉老坑土膏已竭”。由于麻倉老土采掘已兩百余年，資源漸近枯竭，質量變劣，嘉靖、萬歷間的官窯已不能和永樂、宣德、成化時相比了，是所謂御器質量下降的時期。但就景德鎮(zhèn)董家塢窯的遺存來看，該民窯在這一時期的產品已較上期考究，有逐漸精致的趨勢。清·藍浦《景德鎮(zhèn)陶錄》卷五載：崔公窯：嘉(靖)、隆(慶)間人，善治陶，多仿宣(德)、成(化)窯遺法制器，當時以為勝，號其器曰“崔公窯瓷”，四方爭售。諸器中惟盞式較宣、成兩窯差大，精好則一，余青(花)、(五)彩花色悉同。為民陶之冠。以上是麻侖土風行期間的官、民兩類窯場的大致概況。
第三節(jié) 高嶺土與景德鎮(zhèn)17——18世紀的制瓷業(yè)
高嶺土大量應用約為萬歷中后期——清乾隆。
麻倉土告竭之后，景德鎮(zhèn)陶工旋即在高嶺山找到了優(yōu)質高嶺土。前引《浮梁縣志·陶政·陶土》條謂：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鎮(zhèn)土牙戴良等要督陶太監(jiān)潘相收高嶺土為官業(yè)，后因葉云仍與周起元力爭，明廷收回命令。不過明廷還檄不是出于仁慈,而是由于形勢所迫。因為其時武昌等地民變紛起，明政權己在風雨飄搖中。由于朝廷不能壟斷高嶺，民窯的優(yōu)質高嶺土來源空前廣闊。再加上隆慶間開海禁，那些“視波濤為阡陌，倚帆檣為來耙”(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海澄縣志》)的冒險家們給景德鎮(zhèn)瓷器開辟了廣闊的海外市場，因而窯業(yè)得以蓬勃發(fā)展。其時的官窯瓷器質量平平，而同期的文獻中則出現(xiàn)了許多著名的民營窯場。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謂:
浮梁人昊十九者，……隱陶輪間，與眾作息。所制精瓷，妙絕人巧。嘗作卵幕杯，薄如雞卵之幕，瑩白可愛，一枚重半銖。又雜作宣、永二窯，俱逼真者。
《景德鎮(zhèn)陶錄》卷五：
周窯：隆(慶)、萬(歷)時人，名丹泉。本吳門籍，來昌南造器，為當時名手。尤精仿古器，每一名品出，四方競重購之，周亦居奇自喜，恒攜至蘇、松、常、鎮(zhèn)間售于博古家，雖善鑒別者亦為所惑。有手仿定鼎及定器文王鼎爐與獸面朝耳彝，皆逼真無雙，千金爭市。迄今猶傳述云。
除上引各窯外，還有吳明官(詳明·張岱《陶庵夢億》)、陳仲美(詳《陽羨茗若陶錄》、《景德鎮(zhèn)陶錄》)等窯，亦稱著一時。
以上民間名窯的涌現(xiàn)，是景德鎮(zhèn)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亦是中國制瓷業(yè)中資本主義萌芽出現(xiàn)于明晚期的標志之一。
由于城市經濟的發(fā)展，這一時期的窯場多分布在景德鎮(zhèn)市內和董家塢、觀音閣一帶，其窯業(yè)遺存堆積豐厚，產品潔白細薄，制作精巧。彩繪風格自由豪放,與官窯不同，卻又可以和官窯媲美。最近，由我們提供標本，輕工部陶研所測試觀音閣出土的一件晚明青花殘器，鋁氧競高達27％○，可見當時的民間窯場對高嶺土的用量空前增多。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書》謂嘉靖～萬歷間景德鎮(zhèn)瓷器市場：
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東際海，西被蜀，無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鎮(zhèn)。而商賈往往以是牟大利。
由筆者提供標本，經景德鎮(zhèn)陶研所1982年9月測得晚明青花瓷胎化學組分為：
SiO2:66.94A1203:26.70,Fe2O3:0.72,MnO:0.16,CaO:0.56,MgO:0.09,K20:3.09,Na2o:1.89.燒失0.20,總量100.35。
《天工開物，陶埏》談到明代南北諸窯時說：
合并數(shù)郡，不敵江西饒郡產。
明萬歷二十五年王士性《廣志繹》卷四謂：
偏(遍)國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車所到，無非饒器也。
同書卷一又謂：
天下碼頭，物所出所聚處，蘇、杭之幣，淮陰之糧，維揚之鹽，……浮梁
之瓷，……溫州之漆器。
經過明末清初的大亂，景德鎮(zhèn)趨于穩(wěn)定之后，順治間，清王朝沿襲明制，置御窯廠于景德鎮(zhèn)。＠康、雍、乾三代是眾所周知的所謂中國陶瓷史上的“黃金時代”，其時的官窯尤其是雍正官窯器白度極高(77％)，燒成溫度達1300℃，瓷胎中的鋁氧竟然高達30.5％，高嶺用量極大，其瓷胎的物理性能都己接近、有些還超過了現(xiàn)在優(yōu)質硬質瓷的技術指標(詳周仁《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鎮(zhèn)瓷器的研究》科學出版社1958年北京版)。民窯產品也較前有所提高，許多鑒賞家都認為其時“官窯往往不如客貨”。
這一時期的前階段，民窯產品優(yōu)于官窯，后階段則出現(xiàn)“官民競市”，可見官、民制品并精。
第四節(jié) 星子白土與景德鎮(zhèn)19世紀的窯業(yè)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是景德鎮(zhèn)窯業(yè)的衰落期。以往的陶瓷史家們在探索其衰落原因時，多從“國力不足”方面去考慮。但該鎮(zhèn)部分族譜與石刻以及有關的地方志卻透露了其中的真消息。
清·光緒高嶺《馮氏宗譜》卷三《馮光發(fā)傳》謂：
光發(fā)，乳名星，……歿于乾隆壬子(1792年)。因土名麻石坳等處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廠數(shù)百，人數(shù)千，強取磁土，傷害數(shù)村來脈，并傷田租二萬八千零，強橫無敵，事延三載。系星舍身喪命以救數(shù)村人煙居住之生，蒙本省大人樂，又蒙縣憲田 同南昌張 審結究辦。嗣后奉示嚴禁，不許挖取。
1978年，我們在鵝湖公社的另一高嶺土產地李黃調查古礦洞時，在其清源道觀左墻上發(fā)現(xiàn)乾隆五十九年(1794)石碑一方，碑文謂：“
調浮梁縣正堂加五級紀錄十次田 為勒石嚴禁開挖磁土，以護土墓，以杜事端。”
照得浮邑境內山場多產磁土，每有棍徒鉆謀開挖，無知業(yè)主貪利租售，以致侵礙良田，損傷墳脈，訟端繁興，貽累無休。近有婺源民人洪光祖等謀挖高嶺、天寶堂等山，釀成命案。業(yè)經本縣勘明封禁在案。
茲據(jù)……職員馮日淳……等，以興義、錦義、義合、豐田等都所有山場田地皆系龍脈攸關，從未開挖�！窆娮h明立約，東自五花尖，西至大石塢，南自分水絳（山降合）“北自黃茅(山降合)……至李黃(坊)陂廟下為界�！煤蟾饕算∽窦s載四界，不論大小山場，俱須照契管蓄，不許租挖磁土致礙田墓。即攸將山出賣，亦不論附近有無田墓，務于契內載明買主不得挖土字樣，仍著立約人等互相稽察。倘有無知業(yè)戶聽信棍徒鉆謀租挖，許即呈約指名赴縣稟報，以憑拏察。慎勿徇隱以及藉端誣累，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把以上碑志和家譜記載相印證，可見在乾隆后期，不獨高嶺，甚至連李(黃)坊一帶也被江西省布政司和浮梁縣嚴禁開采。 高嶺封禁之際，十八世紀末的景德鎮(zhèn)開始使用大洲高嶺土(大洲高嶺始見於《陶錄》)，也許是質量不好，淘洗出土率較低(13％左右)，不久便大量使用星子高嶺。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南康府志·物產·附白土案》記道光時南康府查訊案情狀謂：
據(jù)舉人汪自清……等供稱：廬山白土歷來無人開挖。自夏家垅夏姓在景德鎮(zhèn)燒窯，始取白土運赴景鎮(zhèn)售賣，獲利數(shù)倍。以后即有星(子)、都(昌)兩縣民人徐坤牡等陸續(xù)在南排嶺、七溪垅、五福港、余家斜等處開設數(shù)十廠。
《白土案》又引道光二十一年都昌縣監(jiān)生徐坤牡等呈文謂：
緣生等取星(子縣白)土造瓷，年久相安，毫無干礙。
前引同書錄道光十九年巡道德 札謂：景德鎮(zhèn)無論精粗瓷器必須使用星子高嶺。
把這兩條記載與前面文獻相印證，星子高嶺當崛起於高嶺、李黃封禁之后，夏姓開挖當在嘉慶左右�？梢娗『笃谥恋拦忾g，景德鎮(zhèn)各窯所用之高嶺土多來自廬山星子縣。當我們明白了這段史實后，便可把它和明代的麻倉土與清初東埠高嶺土和清后期星于高嶺土相比較了。前引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書·砂土》記麻倉土謂：
麻倉官土一百斤值銀七分，淘洗凈泥五十斤，曝得干土四十斤。
前引《南康府志·白土案》謂：
各廠俱在貼近港堰處開池堵水淘洗，三分成土，七分成沙。
可見晚清的廬山白土比明代麻倉高嶺土出土率低10—20％。若再從運輸線路上看：麻倉、高嶺二地所產之白土，明清兩代均經水路順流“艇運至鎮(zhèn)”，離鎮(zhèn)45公里，“冬秋水干四日至，春水一日半至”。 (乾隆《浮梁縣志·陶政。陶土》)
星子高嶺離鎮(zhèn)200公里，水路經波陽由昌江至鎮(zhèn)，其航程4倍於麻倉或高嶺。進昌江后為逆水，其延長時日可以推知。星子高嶺的出土率低，運輸線路長，其價格當數(shù)倍于明代和清初的麻倉土與東埠高嶺，可知晚清瓷器的生產成本必比晚明——清初要高得多。。
如果把明——清初人及清中后期人記述景德鎮(zhèn)的文獻兩相對照，似能窺見這兩個時期的窯業(yè)差異。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書》謂：
余嘗按行列郡，民惟饒州稍富，彼亦以其地出陶，民得厚利。
明·王世懋《二酉委譚摘錄》謂：
景德鎮(zhèn)，天下窯器所聚，其民殷富甲於一省。
康熙《浮梁縣志·疆域·風俗》記景德鎮(zhèn)風俗謂
其民少本業(yè)趨末，作陶器收四方之利，……食貨之所需，滿于市求之便，其不為侈靡者鮮矣。但至嘉慶、道光間，情況就于以上不同了。
清·吳允嘉《浮梁陶政志》(道光十一年《學海類編》本)謂：
景德鎮(zhèn)—隅之地，四方商販瓷器者萃集於斯，廬舍稠密，煙火相望，其實無一富戶，執(zhí)役最為勞苦。
為什么晚明、清初與清后期的景德鎮(zhèn)相差如此之大呢?吳允嘉充滿憐憫的記述當于瓷用原料——高嶺土的來源和價格不無關聯(lián)罷。
但是，運輸線路長、成本必然高昂而質量又不如麻倉與高嶺山的星子高嶺亦於道光廿年全面封禁。其理由謂：
挖取白土，傷殘龍脈；洗土淘沙，沖塞山澗。以致堰水不通，農田受害，于地方大有關礙。(《南康府志·白土案》)
更有趣的是星子縣土著地主稱：
廬山為合邑地脈，風水所關。從前星子每逢鄉(xiāng)會試，科甲尚不乏人。自開挖白土以后，歷科脫榜。城鄉(xiāng)貿易之人亦日漸蕭索。然風水之說尚屬渺茫，惟農田廬墓賦命攸關。 (《南康府志·白土案》)
而當時的官府決定封禁，當然不是出于渺茫的風水之說，而是鑒於礦業(yè)破壞了生態(tài)平衡，影響田賦收入。因為堵水淘洗有礙灌溉，尾砂流布致使沃土磽瘠。
又，《南康府志·白土案》錄道光二十年星子縣民項家福呈文謂：
本年因土乏用，各窯關閉數(shù)十家，現(xiàn)存不及一半，轉瞬一、二年歇業(yè)，自必殆盡。民窯既盡，官窯從何燒造?此理易明。且景鎮(zhèn)靠窯謀生者不止數(shù)十萬人，一經歇業(yè)。此輩從何安置?其禍不可勝言。項家福的這段呈詞雖然有警告或者說威脅官府的意圖，但卻真實地反映了鴉片戰(zhàn)爭前夕的景德鎮(zhèn)因星子高嶺的來源斷絕而出現(xiàn)空前的恐慌。
第九章 結 論
本文在以上各章圍繞著有關高嶺土的若干問題，對景德鎮(zhèn)十至十九世紀近千年的白瓷瓷胎原料和制瓷業(yè)的興衰作了一些粗略的探索，現(xiàn)小結如下：
1.景德鎮(zhèn)五代出現(xiàn)的優(yōu)異的白瓷一直到南宋的芒口影青瓷，均采用瓷石類型的原料制胎。五代一北宋瓷胎多用表層瓷石，而南宋的則以中下層瓷石為主。并指出：“景德鎮(zhèn)唐宋時代瓷器是由瓷石加入少量高嶺土制胎”的看法與古遺物和古文獻不符。
2.認為高嶺土引進瓷胎與二元配方法(即瓷石加高嶺的制胎法)確立的年代，至遲在元泰定間(十四世紀20年代)，但不會早于元初。由于高嶺土的引進，挽救了景德鎮(zhèn)南宋以來制瓷業(yè)出現(xiàn)的原料危機，是元代瓷業(yè)生產高度發(fā)達的標志。并以文獻史料和考古資料為依據(jù)，推測元代的高嶺土是從麻倉取得的，和明代中期以前官窯使用的相同它以土膏形態(tài)賦存，其出土率高達40％，可能是偉晶巖的風化物。十四世紀的景德鎮(zhèn)，稱這類高嶺土為“御土”，十五、十六世紀則稱“官土”或“麻倉土”。
3.考證舉世聞名的高嶺山之高嶺土約在明萬歷間發(fā)現(xiàn)并應用，支配景德鎮(zhèn)約兩個多世紀。關於“高嶺”這一專門術語，在國外約形成於18世紀初期，與法國神甫殷宏緒在1712年介紹景德鎮(zhèn)的著名書簡有關；在國內則在高嶺山被封禁后的乾隆、嘉慶之際，是隨著星子白土與景德鎮(zhèn)大洲高嶺土的應用而出現(xiàn)的。故高嶺山為高嶺土的命名地。
4.通過對景德鎮(zhèn)歷代白瓷瓷胎原料變遷的考察，認為瓷石礦在10一13世紀對景德鎮(zhèn)窯業(yè)有決定性的影響。十三世紀以后一直到今天，影響景德鎮(zhèn)窯業(yè)的主要因素是高嶺土。并以文獻和考古資料為依據(jù)，把景德鎮(zhèn)窯業(yè)劃分為二個歷程，10一13世紀為第一歷程，是景德鎮(zhèn)窯業(yè)由初級到高級再轉向低落的時期。第二個歷程為14～19世紀。14～16世紀，由于麻倉土的引進，景德鎮(zhèn)瓷業(yè)再度興盛。但由于官府壟斷，出現(xiàn)了官窯瓷精、民窯瓷粗的局面。17～18世紀，由于高嶺山高嶺土的開采，官府不得壟斷，景德鎮(zhèn)窯業(yè)得以蓬勃發(fā)展，是為民窯勝於官窯或官民兩窯的極盛期。19世紀以后，由于星子高嶺質量低而運輸線長并時開時禁，是景德鎮(zhèn)窯業(yè)的低落期。這一時期的窯業(yè)不能與元、明——清早期相比。
1981年10月初稿
1982年12月修改
[附記]：
1．本文為應全國非金屬礦床地質委員會、全國沉積地質專業(yè)委員會、中國土壤學會聯(lián)合召開的《全國第一屆粘土學術會》之約而撰寫，於1981年10月29日在會議上宣讀，并由《景德鎮(zhèn)硅酸鹽學會會刊》刊出。此次發(fā)表稿與前稿內容一致，僅在史料上作了若干補充和調整。
2．本文在修改過程中接到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三上次男先生惠贈[日]北村彌一郎《清國窯業(yè)視察報告》一書，使筆者得以了解晚清高嶺的部份情況。在此謹向三上先生致謝。
